镰仓幕府的衰亡和室町幕府的兴起
镰仓幕府的衰亡和室町幕府的兴起
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源赖朝
《贞永式目》的制订，虽然表示了镰仓幕府的确立，但镰仓幕府并未因而稳定。只是京都的公家，还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支持幕府的有势力的御家人并不容易统治，而且他们经常可能和公家勾结在一起，另外，特别是不属于御家人的武士的发展和百姓名主等群众各式各样的反抗，更加威胁着幕府的基础。
承久乱后不久，源赖朝以来幕府的骨干三浦氏、千叶氏等豪族和北条氏一族的名越氏勾结在一起，拥立来自公家的将军九条赖经，开始集结反对北条的势力。执权北条时赖巧妙地挑拨三浦氏，于公元1247年消灭了他的一族。此后，有时将军策谋反抗执权家，有时六波罗探题策谋叛乱，幕政得不到稳定。其间北条氏的嫡系家属（产生执权的一族，名叫得宗）加强独裁，评定众也为得宗一族所占据，各国的守护职世逐渐被这一族所垄断。这样，一般御家人对此的反抗势必高涨起来。
幕府全盛肘期，连在北条泰时和北条时赖那样名声高的执权统治之下，社会的下层也以公元1231年（宽喜三年）春的“宽喜大饥馑”为序幕，不断遭到大灾荒，出现几万饿莩，大地震和台风的灾害也不断出现。到处都是饥饿的群众，因而买卖人口做为奴婢的事情也多起来，幕府屡次发出禁令也未收效。盗贼横行各地。如公元1240年禁止买卖人口；1244年制订了有关奴婢养子、救济饥馑、人口买卖等法令。1250年禁止卑贱者佩带刀械。1253年告诫地头不许进行非法行为、统制物价。1258午各国盗贼蜂起、发生饥馑、流行病，饿死很多人。1263年各国发生风灾，这类记载在年表里随处可见。
这里可以看出，在公家和幕府、在乡领主、大农主等人二重、三重掠夺之下，群众的生活遭到怎样的破坏，他们的抵抗怎样的普遍。而另一方面是蓄积巨富的商人的成长。公元1252年，禁止全国造酒，茌镰仓捣毁酒瓮三万七千余口。公元1262年幕府对物价和贷款利息进行了统制。1270年禁止御家人典当和转让所领土地。这样统制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法令越来越多。这是为了防止幕府的支柱----御家人受到越来越重的高利贷盘剥而采取的措施。
镰仓幕府即使茌全盛时期也是这样的不稳定，社会的动荡也是这样的激烈，这是镰仓幕府封建武士国家的落后形态的不稳定和动摇，并不是当时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表现，而是社会充满朝气、正在克服奴隶制残余的历史前进过程的反映。有关人口买卖的问题虽然在史料上大量出现，但却不是奴隶制的复活和再次加强的表现，而是不再容易取得奴婢和下人的反映。
这时候发生了空前的外患，即蒙古的两次来犯。十二世纪末叶，蒙古族的铁木真统一各部族，成立了蒙古国家，把现在的内外蒙古和满洲地方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公元1206午，铁木真改称成吉思汗，逐步压迫宋朝，将宋朝赶到中国南部。后来，蒙古族在西方从俄国和小亚细亚侵入东欧；公元1259年，在东方完全征服了高丽（朝鲜的统一国家）。第二年，忽历烈当了蒙古国王（大汗），不久迁都北京，1271年称国号为元。在这期间，由于高丽向他控诉了倭寇的威胁，为此，忽必烈策划以朝鲜为根据地征服日本。
公元1268年（文永五年），忽必烈的使者初次到达大宰府，要求建立国交。幕府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朝廷，同时拒绝这一要求，并令使者回国。此后忽必烈几次要求建立国交。公元1270年（文永七年）第五次的使者传达了皇帝的旨意，日本如不向蒙古朝贡即将出兵云云。当时十八岁的青年执权北条时宗（公元1251一1284年），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蒙古方面也强迫高丽建造兵船，征调士兵，于公元1274年（文永十一年）10月初，以船舰九百艘、士兵三万三千人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两岛荒废。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同月18日，深入到博多湾内。
以肥前松浦党的武士为首，九州的御家人在守护少贰经资等人指挥之下，大力奋战，但由于元军步兵的集团战法对付日本骑马武土的个人战法以及使用了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枪炮，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但元兵有某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受到元朝驱使的高丽人毫无战意，而强制他们建造的船只也是不坚固的。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之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二百余只。所余元军撒退，而日本才免于难（文永之役）。
幕府防备元朝再次来侵，让在西国拥有领地的御家人一律返回领地，不论公领或庄园，连不属御家人的武士也加以动员。在这期间，元朝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到公元1279年（弘安二年）再次催促日本朝贡。北条时宗拒绝该要求，不仅在镰仓杀害了来使，同时还积极策划远征高丽。正在准备中的1281年（弘安四年），元军东路军四万人和江南军十万人，兵分两路再次来袭。日军正在阻挡先到的东路军登陆时，江南军也已开来。闰7月1日，元军举其全力进攻博多。当夜又遇暴风雨，四千余只元军船舰，仅二百余只未遭沉没，兵员损失五分之四以上，因而败退（弘安之役）。
当时元军甚至准备了农具，持有长期占领的意图，但其内部存在着和上次同样的弱点：强制高丽人和汉人建造的船只很不坚固，陆战方面无敌的元军在海战方面不得不依靠对元朝怀有怨恨的宋朝降将的指挥。与此相反，日本方面志在保卫自己领土的西国武士们却意志坚强，北条时宗的统率能力，不论茌公领或庄园，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成功地动员兵船、粮食和武士，能够很好地挡住元军登陆，使得偶然的暴风雨成为复没元军的条件。这种来犯，如果是在平安朝的院政和摄关政治之下，能否坚持到暴风雨使得元船沉没，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如果日本和中国大陆衔接，那么元军就会不产生依赖高丽人和汉人渡海这种弱点，恐怕日本就难免被征服了。日本依靠自己是一个当时元军海上运输力量无法克服的岛国这一地理条件，依靠当时日本社会摆脱了无为无能的天皇和贵族的统治、新兴武士阶级已经建立了有朝气的社会这种历史条件，才能克服空前的外患。
但是，当时武士的奋战不能和现代所说的爱国心等同起来。由于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地而奋战，所以在西国没有领地的御家人对于幕府的动员并不一定是愉快地踊跃响应的。西国武士们在战后为了争夺恩赏而互相争吵起来。由于这种防御外国来袭的战争，不象在国内杀敌可以取得该人的领地，幕府没有土地可以发放作为恩赏，所以对于因争恩赏而产生的争吵感到难于处理。但幕府本身却利用这次外患以扩张北条氏一族的势力，在文永之役前后，以防备蒙古来袭为名，把中国和北九州各国的守护职都集中到北条得宗一族之手。
到后来，论功行赏也变得马马虎虎了。由“奉公”（侍奉）而取得 “恩赏”，这是幕府和御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但由于幕府的这种态度而破坏了这个基础。御家人或非御家人，凡因战争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武士们，势必加深对幕府的不满和泡有反感。于是他们就依靠各自的实力，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侵入公家领地和庄园，而武士之间也互相争夺领地，掠夺农民以谋求从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自己的势力。而这种势力的恢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实现：即能够排除本所、领家以及幕府的势力，成长为独立的封建领主，能成功地把土地和劳动群众纳入新的体制。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到十三世纪中叶，即使没有蒙古军的侵袭，但它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的缘故。
从这时开始，百姓名主的阶级分化逐渐加快，上层的一部分，几乎转为武士，另一部分依靠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积累财富，集中了土地。到十四世纪称这一阶层为国人、国众或地侍。另一方面，出现了普通的百姓名主依靠家族劳动经营一町步左右耕地而成为小农的趋势。而隶属于地头们的下人和所从，用自已的农具，占有三段，五段的田地，作为农民总算开始独立了。
钱化为地侍的名主阶层，在不受庄园限制的情况下，及时把这种广泛出现的小自耕农群众茌每个村庄里集中起来。这种情况发展到十四世纪，就结合成为叫作 “惣”的坚强的村庄自治组织。他们利用这种组织的团结来对抗领主和地头，逐渐迫使他们减轻赋役劳动，或使其变为定额实物年贡制。这样就从奴隶或者无限制地被掠夺劳役地租的隶农转变为交纳定额实物地租的农奴。随着农民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村庄就摆脱了庄园和公家领地等的领有关系而形成了依靠村民自主团结的村落。
社会最基层发生了这种（基层自治）重大变化，领主要适应这种变化，只有把村庄的统治阶层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才能存在下去，否则便只有没落。而领主为了掌握开始自主地团结起来的、新的村落的领导阶层，就必须采取某种形式扎根到村落。但是，御家人阶级靠原来的父权家长制的统制而成立的宗族联合的组织，由于下列理由就无法很好地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了。
按照他们的继承制度，所有男子都有平分继承领地和财产的权利，但以长子为继承家业的人，称之为总领，他继承该家领地最重要的部分，井统制其他各子和同族，对幕府的义务也由总领代表同族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分给其余各子的“领地”，并非实有的土地，多半是属于庄官和地头职务的收入权，但村落和村民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地头和庄官如不实际在村里扎根，就不能确保这种收入了。因此，领地也并不是收入权，而不得不变为是对于土地和农民的实际的领有和支配权。就是这样，其余各子如把实有的土地作为领地而占有，就势必加强对于长子（家长）的独立性。从反面来说，家长（总领）的统制力就要削弱。于是家长尽力避免平分继承，而策谋单独继承。整个十三到十四世纪，这种趋势加深了。丧失了继承权的其余各子如不是当长子的家臣，就只好反抗而独立。这么一来，其余各子和同族之间围绕继承权问题的对立和斗争势必激烈化。总领制家族的牧歌式的团结，就被以血还血的争斗所代替。
幕府对于前述那种族内之争不能作出使得当事者满意的判决，因为它的性质本来只能依靠当事者的实力作出最后的决定。北条得宗加强了独裁以及由于这种独裁而和同族内的对立，集中地表现在总领制（家长制）的瓦解过程中。由于不能果断地审判同族内的领地之争，那么幕府对御家人的统治力量就不得不日趋削弱。
地头和庄官等在乡领主，替本所和领家征收的管下群众的年贡，征收之后并不上缴，而是据为私有。于是地头和庄园领主之争不断发生。结果是控制着当地的地头等人获胜：地头承包定额的年贡，上缴本所和领家：上缴之后，地头是否再从管内群众额外索取年贡，本所和领家一概不管，这叫“地头请”，这是开始于十三世纪中叶。此外，还进行了叫作 “下地中分”的办法，即在土地上划分界限，将其中的一半的年贡缴给庄园领主，具余一半允许由地头完全领有支配。就是这样，地头们连应当缴给领主的年贡也以种种借口而不缴纳。在乡领主就是这样蚕食庄园，逐渐成长为既脱离本所和领家又脱离幕府的独立领主。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头、庄官和御家人都发展成了这样的领主：毋宁说大多数人未能赶上这种时势的潮流，从十三世纪中叶开始，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御家人的穷困、领地的典当和转让。虽然许多历史书说这是由于货币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御家人的生活转为奢侈所致；但是与其说是奢侈，不如说是由于只满足于旧式领地的收人权，不能实际地掌握村落，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才是他们穷困的真正原因。
由于和元朝进行大战而使武士疲敝和不能处理恩赏问题，幕府失掉了威信，这就使得部分地头和庄官转为封建领主的趋势更加强烈，也加快了大批未能转化为领主的御家人的没落。不论是转化为领主的，还是贫困下去的，都加强了对百姓名主的掠夺，这加快了百姓名主阶层向国人、地侍和小自耕农的分化，促进了他们组织成“惣”，加强了向掠夺者的反抗。到十四世纪，地侍和农民们（不管是否属于同一领主的）组织了地域性的联合，结成同党，反抗领主，领主方面称他们为“恶党”。不仅不属御家人的有力武士组织恶党，甚至奉命消灭恶党的御家人也有成为“恶党的罪魁”的。守护本应取缔恶党，但也有的反而加以保护使之成为自己的部下的。此外，守护在
镇压恶党和叛乱者的时候，也有剥夺了恶党和叛乱者的土地而作为自家领地的。这样，本来是幕府官员的守护，他们把领主化了的地头和恶党在身分阶层上隶属于自己，而他们就有了成为地头、恶党的上一级的封建领主的趋势。
资料来源：铁血网
转载时间：2016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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