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渊源
日本武士道的渊源
武士道，是日本社会独有的意识形态，是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形成为日本民族稳固的心理结构。
武士道，渊源复杂，内涵广泛，涉及到思想、政治、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在日本的旧书中，武士道有20多种不同的名称。它的定义，在各种论著中也各不相同，本文采用最有代表性的新渡户稻造的说法：“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道教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必须遵守之道”就包含着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规范的内容。
武士道作为精神的东西，只有在它的主体承担者——武士产生后，它才会出现。武士随庄园制的兴起而出现的。平安朝（794-1185年）初期，奈良时代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流于形式,贵族势力大增，他们到各地充任国司，兼并地盘，扩充势力，逐渐拥有庞大的私家地，形成了庄园。10世纪以后，庄园里出现了“领家”“本家”等等级式管理层，庄园制渐趋完善，7世纪始实行的班田制崩溃了。
庄园劳作
武士就是庄园制的产物，他们的来源有三：
第一，庄园制下，庄官势力加强，他们培植确保自己统治的武力，以与公有的国司相抗衡，他们领导的会武术的兵士，称为家子、郎党等，逐渐有了鹿佣兵的性质，以后转化为武士；
第二,领主与本家当中，把自己庄园的庄官叫到京都、让他们担任警卫，有的去守卫皇宮，他们也成了武士的一部分；
第三，公领的国司为保护自身权利和维持地方治安，也雇佣精于弓兵士,称为押领使、追捕使，让他们维持治安，后来这些人也演化为武士。
11世纪，武士团出现了。无数分散的武士超越庄园范围,聚集在某一地区的豪强贵族周围，威震一方，形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平安朝后期，在全国各地的武士团中，源、平两家势力最强，经过几十年的激烈争斗，源氏打败了平氏，众多的武家归于一家。1192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镰仓幕府建立。此后日本便进人了长达700年的武家政治时代，其特点是天皇退于幕后，由武家掌握政治大权，是日本独有的政治形态。
镰仓幕府是代表武士利益的政权.武士阶级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日本中世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武家政治时的社会极不稳定，各地大名独霸一方，纷争不止。直到1603年，德川家康继承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事业，统一了全国,定都江户，才终于结束了战乱局面，日本进入了新的武家政治时代。
德川幕府时代，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以世袭为原则，不准僭越和转换，武士成为其他三民的统领和社会的统治者，地位稳固下来。武士拥有许多特权，其身份的标志是允许有“苗字”（称姓）和带刀，其权威受到平民损伤时，可以格杀勿论（斩舍御免）。同样，武士阶层内部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级武士面对高级武士时，要用特定的语言和礼仪。
德川时代的武士与镰仓幕府及战国时代的武士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处于以“武”定天下的社会环境之中，武士跟随名主征战四方，依靠武力扩张势力；而德川幕府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纯粹凭借武力已不可取，“武士从战斗员转变为三民的领导者”。德川幕府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肯定武士的地位，另一方面使其偃武修文，接受文治教育，由重武轻文转为亦武亦文，把由战国时代而来武士所带的杀戮之心，转换为“仁爱守礼之心，使他们真正成为农、工、商的人伦道徳的指导者。武士的这一转变，促进了德川时期社会的稳定。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武士道”这一名词及对它的系统诠释。
尽管武士道—词出现较晚.但早在武士出现时，吋他们的道德要求，如必须具有忠、诚、勇敢等品质的说法就有了。日本养老5年（721年）元正天皇的诏中，出现了“武士”一词，该诏提到“文人武士”，“武士、技艺”，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之后的天皇诏谕中不断地对武士提出了各种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必须对天皇一心一意、誓死报效。如有“东人须常怀额上竖箭、脊上竖箭一心护君主之志”的语句。《万叶集》中，对武士的精神大加赞颂，其中有武士大伴氏的后代大伴家持的一首诗：“若到海上去，水浸尸骨，若到山上去，草埋尸骨，为大君而死.决不反顾。”体现了武士重义轻死、忠君果敢的行为准则。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从潜在的势力发展成为自觉的、现实的新兴阶级，武士开始向政治靠拢，出入宫廷。武士地位提高，武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进一步明确化了。在源、平两家的争斗中，要求武士要有武勇、俭约、忠君、孝亲、重视主从关系的品质。源氏灭平氏建立镰仓幕府后，武士成为统治者，武士所遵守的规则也开始规范化，主要内容有:练习武术、勇敢战斗、决不临阵脱逃、质素俭约、重诺守信、重视主从恩义、以生死相托。幕藩体制是以武士的代表——将军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武士是这种体制的社会支柱，为了稳定武士的地位，源氏将军与武士结成了御家人制度，御家人宣誓臣属于将军，从而被承认跟将军为主从关系，两者生死与共，同进同退。幕府承认御家人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而御家人则有义务在平时担任京都和镰仓的警卫，在战时舍身参加战斗。将军跟御家人即这样通过土地的给予结成了利益与共的主从关系,再加上武士阶级本身强凋的“忠”“信”等的伦理道德，就使赐与恩惠的一方和保证尽忠的一方关系更加牢固。而同时御家人制度也使武士的伦理道德定型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构成中世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武士的行为规范.在武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渐趋完整充实和丰富。源赖朝三代后幕府大权旁落，执政者北条泰时进一步发展了武士政权。1232年（贞永元年），泰时制定了武家第一部系统的法典《贞永式目》51条，它把武士社会中不成文的习惯、道德以及赖朝以来的先例变为成文的法规，要求武士必须遵守。《贞永式目》规定：仆从主、子孝父、妻从夫；还规定武士对主人要绝对忠诚、对父母绝对孝顺，处处渗透着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用忠孝仁义、三纲五常来巩固幕府与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
这一时期，武士阶级掌握着政权，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与承担者，他们的习俗、观念也逐渐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当时的武士住在周围环绕着土垒和壕沟的“馆”里，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恪守武士规则，视武艺高超为美德，经常进行骑射等训练。他们的道德被称为“武家的习俗”或“兵道”，具体表现为对主人献身，重视家门的名誉超过自己的生命，知廉耻，同时有美化死的倾向，成为后世武士道的起源。
德川初期，对武士道的研究正式起来，代表著作有大久保忠教（1550—1629年）的《三河物语》，山本常朝（1659—1721年）的《叶隐》，以及《甲阳军鉴》。这时的武士道论被称为旧型武士道，其主要内容有：
（一）不畏死，赞美死。《叶隐》中说：“所谓武士道，就是找到死之所在。”宣扬对生要毫不爱惜，勇敢地、微笑地去死，这是武士道的最高理想。“生命中的一切都属虚假，只有一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死亡。”
（二）注重情谊的主从关系。《叶隐》中提倡对主君要绝对忠诚，“所谓‘叶隐’的方式……在形成主从关系时，认为是对无不是主君的绝对献身，武士必须加以认同。”
（三）是非之外的武士道。主从双方结成了追求同一目标的集团，主从的情谊强化了集团意识，对主君的献身是发自内心、超越世俗的。
（四）提倡复仇和殉死。最有名的是赤穗47士的故事，为主家复仇，不惜时间与生命，这是武士的美德。
德川幕府稳固后，武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对武士的行为规范要求也随之变化。武士失去了为主人进行战斗和从主人那中领取封地的机会，靠幕府给的禄米为生。幕府力图把唯求尚武精神的武士在新时代变为知书达理、通晓世事之人。这样，关心学问、社交和游艺的新型武士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肩负治理与教育社会的重大责任。他们开始寻找与社会相溶的道德基础，以适应没有战争的新时代，这样讲究人伦道徳、为政者道德的懦学得到了重视，朱子学成为官学。
新型武土顺应历史潮流和当权者的意图，用懦家思想来支撑和阐释武士道，武士道的论著丰富起来。武士出身又受过儒学的严格教育的思想家们著书立说，系统分析武士道，这其中.山鹿素行是佼佼者。他所著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士道》等都是用儒教思想来解释武士道。还有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益轩的《武训》也都如此。
山鹿素行是开创武士道学派、山鹿流兵学以及古学、日本中华主义之始祖。他的全集被认为是“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直谛”。几本关于武士道的著作对当时的武士社会影响极为深刻.被称为武士道入门必读之书。在《武教小学》中，条目有“夙起夜寐”“燕居”“言语应对”“行住坐卧”“衣食居”“子孙教戒”等等。具体内容是：从小要培养武士夙起夜寐，体认君父恩情，立身行道，扬名后世，言语应对重咸仪，言无不及义和古战场之事，终身勤奋，衣食住适度，不浪费也不吝啬，不爱财宝、器物，戒燕居和色欲，崇尚信勇，委身主君，死守全道，重视子孙的教诫等等，其目的在于规范武士的日常生活，为武士修身立说。
在明确武士职分时，山鹿素行认为这不是由人来教的，而是自身经过深深的思考而铭记在心的。“顾其身，得主人而奉公尽忠，与朋辈交厚信，慎独身而专于义。……于农工商以其职业之故，无闲暇为之道，……为士者于农工商之业可差置不问而专职于此之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人伦之辈者速罚之，以此而行天下之伦，以此乃士于文武之德不得不备之智。”即武士要在天下实现道的天职中，自身不得不活在这道中。那么，道又包括什么呢?除前面所述的日常生活的准则外，还要论养气，度量，志气，蕴藉，风度，辨义利，安命，清廉，正直，刚强的操守，励忠孝……博学，自省，自戒等等。总之，山岛素行把有关武士的各个方面，事无巨细，无一纰漏做了论述。用儒学演绎的武士道的要旨在于：
（一）士的职分是人伦之师，不再是战斗者的伦理。山鹿认为士要具备文武之道，提倡为士必须学习儒学的道德规范，以为人伦师表。
（二）重视君臣之义，不再重情谊的主从关系。他认为君臣是人伦的大纲，人伦大道的核心是义，君臣关系在于义而不在于利，更不在于情谊。
（三）圣人之道的武士道，不再是是非之外的武士道。中江藤树即已说过：“儒道即士道”，素行认为士的根本在于对孔孟所讲的仁义的探求和实行。
（四）非议复仇和殉死。“自然而然，受主之恩而不可忘主之命，因时之喧哗、口论自分而舍一命，非诚武之道，身行义理乃至极之所。”强调义理的实现。：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被称为新武士道论，说明了武士之所以为农工商之首在于能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它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对指导新型武士的言行和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中国儒学提倡的仁、义、忠、孝移植到了日本却有了变化，意义有所不同。中国的儒学里，“仁”是最高的品德，为政者要仁，为父母者要仁，“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上好仁而天下不好义者，未之有也。”（《大学》）“仁”与“忠”“孝”密不可分，只有做到了“仁”，才能使臣者忠，子女孝，所以尽忠尽孝是有条件的。但在日本社会，更加注重“忠”，忠是武士的首要伦理。因为特殊的主从关系，君臣利害关系十分密切，主君要依靠臣,所以要有照顾、安抚从臣的义务；从臣为报主君之恩，要绝对忠诚，可以为一个小错误、一次避免不了的失败而用自尽的方式来表明歉疚之心，“忠”是臣下单方面对君主的顺从。森岛通夫对中日两国的“忠”做了分析：“忠诚（忠）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也不相同。在中国，忠诚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在日本，虽然它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但是它的准确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与自己领主的真诚，这种献身可以达到为自己的领主而牺牲生命的程度。”忠的地位上升，仁便无影无踪了，“‘仁’在日本被剔除出伦理体系”。而由这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忠，又引发了一系列如殉死、剖腹、复仇等血腥行为，与大陆本土文化的初衷并不一致。孔孟的根本精神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道德理想主义，提倡为人要先有仁爱之心，是人道主义的。在日本，尽管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溶进了儒学思想，并且具有了实践意义，但其中却已有了与大陆儒学完全不同的含义。
新渡户稻造把武士道的德目归纳为:义、勇、仁——恻隐之心、礼、诚、名誉、忠义、克己、检朴。其它的说法也大体包含了这些内容。武士道文化根源广泛，是来自于儒、佛、神道的复杂的神秘的综合体。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孔子在五伦的遵守以及处世哲学上赋予“武士道”正确的中心思想，他的“义”“勇”“忠信”观都深刻影响了武士道。另一位懦家代表孟子的平民思想和丰富的人情观也充实了武士道的内涵。武士道的平常心、服从、沉着、轻生慎死等均来自佛教，佛教给武士们对死亡的冷漠，对纷乱尘世的超脱的心理。
儒、佛均是外来思想、外来宗教.而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是武士道最深厚的基础。神道本质在于对大自然和袓先的崇拜，它赋予人三重义务:对父母、对祖先和对天皇。它还向日本人灌输一种思想:保护人们的幸福和安全的国家是很完备的，这种“崇高”的国家观便在日本民族性格中刻下了深深的两个烙印:爱国心和忠义。神道让武土们忠君、敬袓、孝顺，使武士在傲慢的背后兼具了服从的品质。神道给了武士道不灭的灵魂.原本只是一种制度、道德上的东西上升为国民信仰，使全民：顶礼膜拜，在神的意义上，给武士道以生命。
武士道在武家政权绵亘的700年里，从镰仓幕府、南北朝、室町幕府、战国到江户时代，在日本社会跌宕起伏的背景下，经由了从无形到有形、从简单到丰富、粗糙到完备的过程。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环境的改变，使武士道的含义也有所改变，儒、佛、神三家对武士说的影响也各有轻重。如佛教兴盛的南北朝时代，武士们颇具来世思想；而到了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江户时代，则现世思想浓厚，目标较为明确。不同的时代，意义不同，影响也不同，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发展为整个国民的伦理道徳,则是武士道的又一种表现了。
资料来源：豆瓣网
转载时间：2016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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